南开新闻网讯(记者 韦承金)近日,南开大学获捐南开系列学校创始人张伯苓1929年在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所作演讲记录稿档案的复制件,这对于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乃至近现代教育史研究弥足珍贵。这份法文档案复制件由法国新任宪法委员会主席洛朗•法比尤斯捐赠,并经由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校史研究室的专家学者翻译、校订成中文版,刊发于4月29日的《南开大学报》上。
演讲记录稿原件现藏于法国外交事务与国际发展部档案馆。今年3月27日,法比尤斯在访问南开大学并获授名誉博士学位时将该档案复印件捐赠给了南开大学。法比尤斯早年曾求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2014年他曾受聘为南开大学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首席教授。多重的身份使他促成了此次档案复制件的捐赠。该档案复制件共计七页,包括主持人致辞、演讲稿正文、主持人结束语等内容,另附一页法国外交事务与国际发展部档案馆出具的档案复制件说明。
据介绍,1928年12月14日至1929年9月13日,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游历欧美各国,募集办学经费,并代表中国出席日内瓦世界教育会议。1929年6月,张伯苓抵达法国。7月12日,应法国国家社会与政治研究委员会之邀,张伯苓在位于巴黎乌尔姆街45号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用英文发表题为“中国之国民教育问题”的演讲。
演讲中,张伯苓谈及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国发展面临的困境、中国如何适应当今世界、发展公民素质以“救国强国”、留学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等主题。演讲语言生动、逻辑严谨而不乏幽默。如他以穿西装为例比喻各国接受、吸收外国文化的难易及对外国文化的不同态度:“菲律宾人摩登的西式装扮令我吃惊。他们穿着最时尚的欧式服装,显得十分惬意。与他们相比,中国人差得很远。我震惊不已,思索良久之后恍然大悟。事情其实很简单:以前菲律宾人并不穿衣,皆赤身行走。一旦有人给他们衣服穿,他们自然就穿了……”“中国人就不同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按照自己的方法、依着自己的方便和性子量体裁衣,这样就使衣服总是顺着他、适合他,而不是相反。因此,一旦穿上外国人的衣服,他就觉得别扭,就没有日本人和菲律宾人那样自在,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赤身裸体的人穿上衣服很容易,而一个人如果有衣服,改改是没问题的——他要保持自己的主要线条,穿着得体的人总是有自己的审美偏好,也就是所谓的个人风格,无论时尚如何变化,他都要保持自己的风格。”
为此,他提出,“即使是在直接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现代化问题上,中国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和习惯,还是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基于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张伯苓提出,“轻视甚至抛弃本民族的历史,完全代之以外来的文化,这种狂热激进的心态,适合那些在发展过程中无力创造自己独特文化的国家……向外国文化学习能够帮助我们处理好国际关系,保持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但要注意外国文化也有很多局限性,决不能让外来文化成为民族精神之魂。”“我们要适应当今世界,要借鉴外国文化,但我们只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千万不能华而不实,任何偏颇和失误都可能引发不良后果。”
在分析了中国面临的政治和经济困境之后,张伯苓进一步提出,中国走出困境唯一途径就是教育。他认为要把外国教育理念与本国历史结合起来,“教育家的任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和方法,更重要的是树人,培养学生具有自尊、自爱的意识,从而推动他们感受、珍惜、维护祖国的尊严。”“为此,中国青年决不能因所受的教育而忘本,他们只有充分了解本国历史,才能热爱本国历史,才能置身于国家发展的潮流之中,带来有益的革新,而不是损害民族文化。”
张伯苓认为,中国留学生和知识分子肩负着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的使命。他说,留学生在国内受过良好的中式教育,应“能够代表中华文明,能够向外国人展示中华文明的风貌和价值,消除谬误和误解,为促进东西方两个世界的相互理解作出贡献”,“另一方面,旅居国外也可使中国人更好地了解西方,获得对西方更生动更真实的认识,而不是呆在国内只获得一些理论上的认识。”而作为“能够真正代表两个世界的优秀人才”的中西知识分子之间,“应该经常交流,这有助于克服一些目前貌似难以克服的困难,平息很多冲突纷争。”
此外,张伯苓在演讲中还提出致力发展公民素质以“救国强国”的设想。他认为,决定国家价值的是公民的意识、活力、创造力、自信心和凝聚力。“发展个体素质,培养强壮活跃的生命,也即健全的人,这就是我要寻求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救国强国的唯一之道。”
“刚才大家为张伯苓博士献上的掌声说明,我们是多么专注、多么入迷、多么激动地倾听了南开大学校长精彩的演讲!”据该档案记录,张伯苓先生的演讲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本次演讲主持人侯永凌(音译)先生说,“我坚信这一点,因为从以下两个方面讲,这样做都是必须的:第一,为了东西方人民的相互理解。随着现代社会交往的深入,为了共同的明天,东西方人民必须友好相处,团结一致。第二,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辽阔的疆域、肥沃的土地,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对整个世界的未来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我们知道,文明的价值不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改良人心。”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张健教授介绍,此次演讲,是在1924年由“轮回教育”风波引发的南开大学教育改革之后,特别是1928年《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提出“土货化”方针之后。张伯苓先生在这个演讲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要把外国教育理念与本国历史结合起来,决不能使中国青年因所受的教育而忘本;支持中国学生到国外深造,但不要在尚未了解、浸润本国文化时就过早离开祖国;出去留学不但要汲取有益中国的营养,还肩负着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责任,等等。“这些闪光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在国际化背景下探索中国特色教育发展道路,仍具有深刻启示。”
张伯苓是用英文作的演讲,主办方请乔治·玛尔古力教授作翻译并用法文作了记录。如今获捐这份档案后,南开大学将该记录稿译成了中文。为了忠实“还原”张伯苓演讲的语言风格及表达的思想,南开大学相关专家学者颇是费了一番工夫。负责翻译工作的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杨玉平博士介绍:“我在译稿之前,专门阅读了张伯苓发表的文章和演讲,揣摩他的语言风格和语气。张伯苓留下的文稿基本是文言,鉴于我本人的语言能力,尤其是考虑到现在读者的接受能力,我决定译成白话。但为了接近20世纪20年代的语言,我在遣词造句时特意借鉴文言的某些表达方式,使译稿保持与当前汉语的差异,追求质朴明晰、优雅流畅的风格。另外,我也查阅了有关张伯苓教育思想的文献,以确保准确地表达他的思想。”
此外,法文记录偶有笔误之处,在中文译本中也被纠正过来了。“比如‘创办南开学校’这个小标题被记录成‘创办南开大学’。从演讲内容来看,张伯苓谈的是创办南开学校的艰苦历程,而不是单讲南开大学,我在翻译时注意到这个问题。后来我们校订时就改成‘创办南开学校’。”杨玉平认为,“中文稿比法文稿应该更接近张伯苓的英文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