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早期校园诗歌集（1919—1937）》（部分）

近年来，南开大学档案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来校视察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开展特色编研，编辑出版大学校园诗歌集——《南开大学早期校园诗歌集（1919—1937）》。该书从一个侧面呈现了南开大学校园文化的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展示了建校初期南开先贤的理想信念和爱国情怀，为读者了解南开发展历史，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1919年9月，南开大学在天津西南一隅成立。中国革命先驱、天津五四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周恩来、马骏与其他100余名青年才俊一道，成为该校首届学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中，他们率先执笔，用新诗这种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形式抒发爱国情感，唤醒民众，成为南开大学最早的新诗创作者。

1920年1月，天津觉悟社社刊《觉悟》创刊号，刊登了周恩来创作的新诗——《死人的享福》，主人公是一名洋车夫。同时，刊载了马骏的两首新诗——《他们为什么不去》和《一个小蜘蛛》，创作对象同样指向了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蕴含着真挚情感和深刻思考。可见，在建校之初，南开大学师生们就有了主动关注社会形势、关心劳动者疾苦的意识，并将这种关切表达出来，传递给社会和民众。

随后，南开大学校园新诗歌创作蓬勃发展，直到1937年7月南开大学被侵华日军炸毁，被迫南迁。在短短18年间，南开大学各类校园刊物发表新诗410余首，作者180余位，大多数是学生。英文教授柳无忌、教师刘荣恩等一批南开教师也参与其中，并成为校园新诗创作的引导力量。师生共同参与是南开校园新诗创作活动丰富、作品丰硕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南开大学校园文化的鲜明特色。

南开校园诗歌的创作者，虽然大多在当时或其后的中国现代诗歌界没有名气，也未专门从事诗歌写作，却在最美好的年华，用饱含真情的诗作，为南开校园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浓郁的青春色彩。

品读南开校园诗歌，可以感受到鲜明的时代特征、灵动的青春气息和南开的文化特色。与纷乱复杂、内忧外患的社会相对照，当时南开大学是一个相对独立、安静融洽、秩序井然的校园，为师生们学习生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也为新诗歌创作提供了土壤和素材。南开的春夏秋冬、夜晚黎明、荷塘花树，校园中的秀山堂、木斋馆、芝琴楼、大中路、北极亭、校钟都在这些青年人的诗行中一一展现。青春与梦想相融，四季和情怀为伴，成为南开师生学习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南开大学早期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教育救国为办学宗旨的南开大学，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教育传统。面对当时国内形势，师生们纷纷将士兵、工人、纤夫、灾民等作为描写对象，表达对国家民族命运和人民苦难的关切。华北局势危急之际，他们到校园附近的“聂公碑”前凭吊爱国将领聂士成将军。在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上打出“勿忘国耻”的旗语，用诗歌大声疾呼“中国的人民，醒醒吧！”

南开的校园诗歌与中国新诗歌几乎同时萌发、同步发展，从幼小走向茁壮，从稚嫩走向成熟，它们不仅是南开特色校园文化发展的重要见证，也是中国现代白话诗歌与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南开大学师生在新诗创作的同时，还积极翻译欧美和东方文学大家的诗歌。随着1925年1月，泰戈尔《园丁集》中的两首译诗在《南开大学周刊》上发表，但丁、莎士比亚、拜伦等72位诗人190余首诗作陆续出现在校园刊物上。南开的诗歌译介有着自己的体系，若按时间顺序通读下来，堪称一部英文诗歌简史。

在将欧美诗歌译介到中国的同时，他们还有意识地向国外推介中国的诗歌。不仅将陆游、辛弃疾等中国古代诗词大家的作品译成英文发表，还翻译了郭沫若、徐志摩等现代诗人的新诗作。他们的翻译活动，将文化的单向吸收变为双向交流，不仅表明中国新诗创作的渐趋成熟，更彰显了中国学人的文化自信。

初创时期的南开大学，一切都是青春的。校园里生机勃勃，师生们年华正好，校园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在这样的环境中，风华正茂的年轻教授们带着朝气蓬勃的学生们，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为一体，突破陈规旧制，共同谱写了一曲校园青春之歌。他们既是新文化运动中顺势而为的吸收者和传播者，又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推介者和促进者。（作者：袁伟 张兰普）